少年 第三部 第九章

于是他说不定现在又在什么地方闲逛，气得发疯，就像上回听到她要嫁给比奥林格的消息时一样！我倒要请问，那妈妈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们大家又怎么办，还有……说到底，拿她又怎么办呢？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让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时候，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说什么“勒死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说，那里才是这个“勒死她”的关键所在——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为什么是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呢？不用说，我应当赶快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说我不去找她，我这是故意说的，说的是气话；我马上就去。但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讲到“凭据”什么的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他昨天亲口对我说“把凭据烧掉”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它也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主要是我必须先找到她。找到了他，我才能当机立断——这，我感觉到了；只消三言两语，我们就能彼此了解！我要抓住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握着它们；那时候，我就会在我心中找到热烈的足以说服他的话，——这就是我当时萦回于脑际，欲罢不能的幻想。噢，我将战胜他的疯狂！……但是他在哪呢？在哪呢？就在我焦躁不安的这当口，兰伯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在离我的住所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突然碰到了兰伯特；他一看见我，就高兴得大叫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

    “我已经找了你三次……Enfin！咱们去吃早点！”

    “慢！你去过我那儿了？那儿没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吗？”

    “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别管他们啦！你这傻瓜，昨天大发脾气；你喝醉了，而我有一件要紧事要告诉你；今天我听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消息，关于我们昨天讲的那事儿……”

    “兰伯特，”我气喘吁吁和急匆匆地打断了他的话，不由得有点拿腔拿调地说道，“如果说我停下来跟你说话，那唯一的目的就是同你永远一刀两断，昨天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你什么都不懂。兰伯特，你还是个孩子，而且像法国人那样愚蠢。你始终以为你还像在图沙尔中学那样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则像在图沙尔中学那样蠢……但是，我已经不像在图沙尔中学那样蠢了……我昨天的确喝醉了，但不是因为喝多了酒，而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兴奋；如果说我曾经附和你的一些胡诌，那是因为我在耍计谋，想要刺探你的想法。我骗了你，而你却高高兴兴地信以为真，继续大放厥词，要知道，娶她这事纯属无稽之谈，只有中学预备班的学生才会相信，难道我会相信吗？可是你却相信了！你之所以相信，就因为你从来没有被上流社会接纳过，对于他们上流社会怎么办事，你什么也不懂。他们上流社会办起事来，并不这么简单——随随便便地说嫁就嫁了……这是不可能的。你想干什么，现在我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想把我叫了去，把我灌醉了，让我把凭据交给你，然后跟你一起去敲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你别做梦了！我决不会上你的当的，永远不会，要知道，还有一点，明天或者至多后天，这凭据肯定就会归还到她本人手里，因为这凭据本来就属于她的，因为是她写的，我要亲自交给她，如果你想知道在哪，那你听着，经由她熟悉的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在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住所，当着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我将亲自交给她，并且不向她索取任何报酬……而现在你离开我——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要不……要不，兰伯特，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说完这话后，我就像起了鸡皮疙瘩似的浑身发抖。人生中最要紧的事，也是人生的每件事中足以坏事的最坏的习惯，这……这就是装腔作势。真活见鬼了，我居然在他面前心烦气躁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说到最后竟洋洋得意地一字一顿，嗓门越提越高，蓦地热昏了头，竟塞进去这个毫无必要的细节，说什么我要经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并且在她的寓所把这凭据交给她！但当时我又忽然想使他手足无措！当我直截了当地贸然说出关于那份凭据的事，又突然看到他大惊失色的蠢相时，我又忽然想用细节的正确度来使他更加晕头转向。正是这种娘们般的爱吹牛和唠叨，后来成了种种可怕的不幸的罪魁祸首，因为关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她的寓所的这一细节，立刻钻进了他的脑海，这是一个骗子和一个擅长抓住小事不放、善于应付实际问题的人，一碰到高一点和重要一点的事，他就渺不足道和一窍不通了，但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却感觉敏锐。我要是不提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那就好了——也就不会出那么大的灾难了。然而，他听了我的话后，一开始还十分慌张。

    “我说，”他嘀咕道，“阿尔丰西娜……阿尔丰西娜会唱歌给你听的……阿尔丰西娜去过她那儿；听我说：我有一封信，几乎算是一封信，其中阿赫马科娃讲到了你，是麻脸给我弄来的，你记得那麻脸吗——你会看到的，咱们走吧！”

    “胡说，你把信拿给我看！”

    “信在家里，在阿尔丰西娜那里，咱们走吧！”

    不用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怕我离开他独自走开；但是我却忽然把他撇在了街中央，他本来想尾随我跟我走的时候，我却停住了脚步，伸出拳头，恫吓他了一下。但是他却站在那里想起了心事——听任我走开：也许，他心中又闪出了一个新计谋。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种意外和邂逅并没有结束……现在我一想起这整个不幸的一天，所有这些意外和不期而遇，当时仿佛一起商量好了似的，从某个该诅咒的丰裕之角，一下子都倾倒在我头上了。我刚一推开房门，还在前室，就碰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苍白的脸，外表十分神气和“洒脱”，还穿着一件华贵的皮大衣。他鼻子上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可是他一看见我，就把它从鼻子上拉了下来（显然是为了礼貌），并且客气地用一只手抬了抬自己的高筒礼帽，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潇洒地微笑着，对我说道：“Ha, bonsoir”——就走了过去，下了楼梯。我们俩立刻认出了对方，虽然我生平总共在莫斯科匆匆见过他一面。这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哥哥，宫廷侍从，年轻的小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因此，也几乎是我的哥哥。把他送出来的是房东太太（房东去上班了，还没回来），当他走出去后，我就冲她劈面问道：

    “他来做什么？他去过我屋了？”

    “根本就没有去过您的房间。他是来找我的……”她迅速而又冷冷地断然道，说罢便转过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不，这可不行！”我叫道，“请回答：他来干吗？”

    “啊，我的上帝！有人来，来干吗，难道都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吗？我们似乎也可以有自己的打算吧。这个年轻人也许想来借钱呢，向我打听住址。也许，还从上回起我就答应他了呢……”

    “上回是什么时候？”

    “啊呀，我的上帝！他可不是头一回到这里来呀！”

    她走了。主要是，我明白了，这里的腔调变了。他们开始跟我恶声恶气地说话了。很清楚，这又是一个秘密。秘密在每时每刻增加。小韦尔西洛夫头一次来看我，是和他妹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起来的，当时我正生病；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我清楚地记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昨天就向我甩出了一句怪怪的话，说什么老公爵也许会住到我房间里来……但是这一切是这么莫名其妙，这么稀奇古怪，简直令我几乎百思不得其解。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甚至都没坐下来稍事休息，我就跑出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了：她不在家，我从门房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小姐到皇村去了；恐怕，除非要到明天这个时候才能回来。”

    “她到皇村去了，不用说，是去看老公爵了，而她的哥哥就来检查我的住所！不，这办不到！”我咬牙切齿地说。“如果这里的确有什么猫腻，那我就要奋起保护那个‘不幸的女人’！”

    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出来，我没有回家，因为在我那发热的头脑里突然掠过一个回忆，——运河旁有家小饭馆，过去，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有一个习惯，在某些闷闷不乐的时刻，常爱到那里去小酌。我对这个猜想感到很高兴，顿时拔脚就向那儿跑去；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天色已渐渐入暮。小饭馆里的跑堂告诉我，他倒是来过，“待了一会儿，又走了，很可能还会来”。我突然咬咬牙决定等他，给自己要了一份午餐；起码出现了希望。

    我吃完了午餐，甚至还多吃了点，以便有资格尽可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想，我坐了大约四小时。我就不来描写我的悲伤和焦躁的等待了；我心中仿佛翻倒了五味瓶似的，不住发抖。这管风琴声，这些顾客——噢，这整个愁绪都刻印在我心上，也许，我终身难忘！我也不来描写我脑海里升起的种种想法，就像秋天，一阵旋风袭来，刮起了乌泱泱的一片枯枝败叶；有某种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不瞒你们说，我感到，时不时，我都快失去理智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把我折磨得十分痛苦（不用说，是顺便的，从一旁冒出来的，掠过了主要的痛苦）——这是一种缠绕不去的、令人痛定思痛的感受——这就像有毒的秋天的苍蝇一样缠绕不去，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它，可是它却在您周围盘旋不去，妨碍您，又突然会冷不防非常疼地叮您一口。这仅仅是一段回忆和一件事情，关于这事，我还没和世上任何人说过。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因为我总得找个机会把这事给说出来吧。

    四

    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已经决定，我将到彼得堡去，同时又托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通知我，要我等他们寄路费来。谁给我寄钱——我没问；我知道准是韦尔西洛夫，因为当时我日以继夜地在幻想同韦尔西洛夫见面（心里七上八下，还私下里拟定了一套傲慢的计划），但是表面上却绝口不提，甚至对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也只字不提。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路费我有；但是我还是决定等候；顺便说说，我以为这钱肯定会通过邮局寄来。

    突然有一天，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回到家后，向我宣布（按照他的老习惯，简短而又不加渲染地），让我明天去一趟肉铺街，在上午十一点，到一家公寓，找一位B-斯基公爵，那里有一位宫廷侍从韦尔西洛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儿子，从彼得堡来，下榻在他贵族子弟学校的同窗好友B-斯基公爵家，他将会交给我一笔由他捎来的路费。看上去，这事最简单不过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想经过邮局汇钱，而是把这一任务委托给了自己的儿子，——他这样做也太可能了；但是这消息却使我感到一种不自然的压抑，把我吓坏了。毫无疑问，韦尔西洛夫想通过这办法使我和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有个接近的机会；这样一来，也就凸显了我幻想中的那人的打算和感情；但又给我出了一大难题：在这完全出乎意料的会见中，我将持有怎样的态度和我又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会不会在什么事情上有失我的个人尊严呢？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整，我准时来到B-斯基公爵的单身寓所，但是，不出我之所料，屋里陈设的家具十分华丽，拥有好些穿号衣的仆役。我在前厅停住了脚步。内室里传来响亮的说话声和笑声：公爵处，除了宫廷侍从这个客人外，还有其他访客。我吩咐下人进去通报一下我来了，措词似乎有点傲慢：至少，他进去通报时，神态怪怪地看了看我，我觉得，这甚至不大恭敬，不像应有的那样恭敬有加。我感到诧异的是，他进去通报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五分钟，可与此同时里面却不断传来那同样的笑声和那不绝如缕的谈话声。

    不用说，我在那里站着等候，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同样的老爷”，跟仆人一样坐在前厅里是不体面的，也是不可能的。至于我自己，未经专门邀请，我出于骄傲也决不会自动跨进客厅；也许我骄傲得过了头，但是必须这样。我不胜诧异的是，留下的仆役（两个人）竟敢当着我的面坐下来。我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然而却气得浑身发抖，突然我回过头，向一名仆人迈近一步，命令他“立刻”再进去通报一声。尽管我目光严厉，神态异常激动，那仆人还是懒洋洋地瞧了瞧我，也没有起立，于是，另一名仆人只好替他回答：

    “禀报过了，您放心！”

    我决定再等一分钟，就一分钟，或者看情况甚至少于一分钟，到时候——我一定掉头而去。主要是我还穿得非常体面：衣服和大衣都还很新，内衣也十分整洁，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还特意亲自为此张罗了一番，但是关于这些仆役的情况，我实在是晚得多的时候，而且是在到了彼得堡以后，才确凿获悉的，其实，他们前一天就已经通过跟随韦尔西洛夫一起来的一名仆人获悉，“会有这么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来访，是私生子”。关于这事，我现在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分钟过去了。当一个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时候，这感觉是十分奇怪的。“走还是不走？走还是不走？”我几乎打着寒战，每秒钟都在翻来覆去地念叨：突然那名进去禀报的仆人出现了。他两只手的指缝里夹着四张红票子，共四十卢布，在晃来晃去。

    “瞧，您哪，请您收下这四十卢布！”

    我一下子炸了。这太气人了。我昨天想了一夜，在幻想韦尔西洛夫所安排的两兄弟见面时的情景；我一整夜都在忽冷忽热地梦想，我应当保持怎样的态度，才不致于有损——才不致于有损我的一整套思想，这些思想是我在孤独中锻造出来的，甚至在任何圈子里都足以自豪的思想。我曾经幻想，我将怎样摆出一副高贵、高傲和略带忧郁的样子，也许，甚至同B-斯基公爵交往时，也应该如此，然后就这样被直接引进这个上流社会——噢，我并不顾惜自己的脸面，就这样，就这样写吧：既然这么精确地描写细节，那就应当这样把它写下来！可突然之间——经由仆人，拿了四十卢布，送到前厅，还让我等了十分钟，而且还是经由仆人之手，从仆人的手指缝里，而不是放在托盘上，放在信封里！

    我向那仆人大吼一声，吼得他打了个哆嗦，后退了一步；我立刻命令他把钱拿回去，让“老爷亲自送来”，——总之，我当时的要求，当然语无伦次，因此，那仆人也没有听懂。但是因为我这么大吼大叫，倒把他骂跑了。加之，客厅里也似乎听见了我的叫声，里面的说笑声也突然停了下来。

    我几乎立刻就听到了脚步声，庄重、不慌不忙而又轻柔，紧接着就在前厅的门槛处出现了那个英俊而又高傲的年轻人的高大身影（当时，我觉得他比我今天遇见他时更苍白，更瘦削）——甚至离门槛不到一俄尺就停了下来。他穿着一身华丽的红色绸袍，脚登便鞋，鼻子上夹着一副夹鼻眼镜。他一句话也不说，先用夹鼻眼镜对准我，端详了一番。我则像头野兽似的，向他跨前一步，挑衅似的站在他面前，逼视着他的眼睛。但是他只打量了我片刻，总共大约十秒钟；突然，一丝最难以察觉的嘲笑出现在他的嘴角，然而这笑容却十分恶毒，其所以恶毒，正因为他几乎不易察觉；他默默地转过身子，又向里面的房间走去，就像他来的时候那样，同样不慌不忙，同样轻柔和从容。噢，这些爱欺侮人的人，打小，还在自己家里，就由自己的母亲教会了他怎么欺侮人！不用说，我不知所措了……噢，我当时干吗不知所措呢！

    几乎在同一瞬间，那名仆人又出现了，手里还是拿着那几张钞票：

    “请收下，这是从彼得堡捎来给您的，可是我家老爷却不能接待您本人；‘除非换个时间，等他稍空一些的时候’。”我感到，这最后一句话，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但是我的手足无措仍在继续；我收下了钱，向门口走去。我把钱收下，正是由于不知所措，因为本来是应该拒收的。可是那仆人，当然想使我难堪，竟放肆地做了一个奴才能做的最狂妄的举动：他忽然在我面前使劲一推，使房门洞开，并且使门一直开着，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又威风凛凛、字正腔圆地吆喝道：

    “请，您哪！”

    “浑蛋！”我冲他吼道，猛地挥起手来，但是没有打下去。“你主人也是个浑蛋！你把这话立刻转告他！”我加了一句，并且迅速走出去，上了楼梯。

    “您怎敢出言不逊！要是我立刻禀报老爷，那，一张条子就会立刻让您进派出所。以后您可不许再挥起手来想打人了……”

    我从楼梯上下来。楼梯是段通正门的楼梯，全部敞开，当我踏着红地毯下楼的时候，楼上可以看到我整个的人。所有三名仆役都走出来，在楼上的栏杆旁向下张望。我当然决计保持沉默：跟奴才们吵架是有失身份的。我下了楼没有加快步伐，甚至似乎还故意放慢了脚步。

    噢，即使有这么一些哲学家（他们可耻！），他们会说，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儿瞎发脾气，——他们爱这么说，由它，但是对于我，这却是创伤，一个迄今尚未愈合的创伤，甚至走到眼下这一刻，走到我把这写下来，一切都已结束，走到我已经报了仇的这一刻。噢，我发誓！我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也不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毫无疑问，即使在生病之前，如果有人欺侮我，我也总想报复，但是我敢发誓，我仅想以宽宏大量来报复。即使我用宽宏大量来回敬他，但是我总也要使他感觉到，让他心里明白，——于是我也就报了仇！我还要顺便补充一句：我不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但却是一个爱记仇的人，虽然我心胸宽大，但是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呢？当时，噢，当我抱着宽宏大量的感情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可能是可笑的，那就让他们笑去吧。宁可做个可笑而又宽宏大量的人，总比那些虽然不可笑，但却卑鄙无耻、庸俗平庸的人好。关于这次与“哥哥”相遇的事，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甚至也没有向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透露过，甚至在彼得堡也没有向丽莎透露过；这次见面如同可耻地挨了一记耳光。可现在倒好，又遇见了这位先生，而我根本就没有料到会遇见他；他向我微笑着，抬了抬礼帽，还十分友好地对我说了声：“Bonsoir”。当然，他这样做，耐人寻味……但是伤口还是裂开了！

    五

    我在那家小饭馆里坐了四个多小时，我忽然像疾病发作似的跑了出来，——不用说，又回去找韦尔西洛夫了，自然，在家里又没有碰到他：他根本就没有回来过。保姆感到寂寞，她忽然请我去把娜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给叫过来；噢，我哪顾得上给她办这差事呀！我跑回去找妈妈，但是没有进去，而是把卢克利娅叫了出来，我在门首问她，才知道他没来过，丽莎也没在家。我看到卢克利娅也有什么事想问我，也许她也想托我办什么事；但是我哪顾得上这个呀！只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他可能到我那儿去了；但是我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我已经预先告诉过大家，我几乎失去了理智。可突然我在我的房间里碰到了阿尔丰辛卡和我那房东。不错，他俩正从里面出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手里还擎着蜡烛。

    “这是怎么回事！”我几乎没头没脑地向房东吼道，“您怎么敢把这坏东西领到我屋里来？”

    “Tiens！”阿尔丰辛卡叫起来，“et les amis？”

    “滚！”我吼道。

    “Mais c'est un ours！”她假装很害怕的样子，一溜烟跑进了楼道，霎时间又躲进了房东太太那儿。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两手始终还擎着蜡烛，神情严厉地走到我跟前：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太暴躁了；尽管我们十分尊敬您，可是阿尔丰西娜小姐却不是坏蛋，甚至完全相反，她是来作客的，不是上您家作客，而是在我妻子那儿作客，她们俩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你怎么敢把她领到我屋里去呢？”我重复道，抱住头，我几乎忽然头痛极了。

    “纯属偶然，您哪。是我想进来关气窗，我原来把它打开了，透点儿新鲜空气；因为我和阿尔丰西娜·卡尔洛芙娜继续谈我们没有说完的话，于是在谈话中，她就进了您的房间，仅仅因为她在陪我说话。”

    “不对，阿尔丰辛卡是奸细，兰伯特是奸细，很可怕，您自己也是奸细。而阿尔丰辛卡是到我屋里偷东西的。”

    “这就随您怎么说了。今天您会说东，明天您就会说西。而我那套房间，我已经短期租出去了，因此我们夫妻俩将搬到那间小屋去住，所以阿尔丰西娜·卡尔洛芙娜现在，在这里，几乎是同您一样的房客，您哪。”

    “您把房间租给兰伯特了？”我惊恐地叫道。

    “不，您哪，不是兰伯特。”他又用不久前那种拉长了的笑容微微一笑。然而在这笑容中已经看得出果断，而不是上午那种困惑了。“我想，您是知道我租给谁的，只是无可奈何地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不过因为爱面子，您哪，因此才生气。晚安，您哪！”

    “好了，好了，您就让我安静一下吧！”我挥了挥手，差点没哭出来，因而他突然惊讶地看了看我；然而他还是走出去了。我挂上门钩，插上了门，趴到床上，脸朝下，埋在枕头里。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这要命的最后三天中的可怕的第一天。我的纪事录也将以描写这三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