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陈寅恪讲唐代政治制度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通典》四〇《职官典》末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议（参《新唐书》一六六《杜佑传》）略云：

    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虏。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乃世所习诵之文，兹为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起见，仍多写之于下，并略诠释，以佐证鄙说。至韩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为然之意固极明显，不待解说也。其文云：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据此，可知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

    其文又云：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据前引杜牧之《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请俟后论之。

    其文又云：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然则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观此数语，即可知矣。

    又《全唐诗》第五函《李益小传》（参《旧唐书》一三七、《新唐书》二〇三《文艺传》下《李益传》、《唐诗纪事》三〇、《全唐诗话》二、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益传》）云：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幽州诗句，降居散秩。

    考益之《献刘济诗》云：

    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花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

    据此，又可知虽已登进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犹去京洛，而北走范阳；则董召南之游河北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情，而非变态。然于此益见大唐帝国之后半期其中含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而此二团体之统治阶级，其种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点在也。

    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兹就安史叛乱发源之地域及其时代先后之关系综合推计，设一假说，以俟更详确之证明。即使此假说一时难以确定成立，但安史叛乱及其后果即河朔藩镇之本质，至少亦可因此明了也。

    安禄山集团的民族构成

    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世，渔阳鼙鼓一鸣，而两京不守。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古今论此役者止归咎于天宝政治宫廷之腐败，是固然矣；独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如：

    《旧唐书》十《肃宗纪》云：

    是日（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御灵武南门，下制曰：“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旧唐书》一二〇《郭子仪传》载建中二年德宗褒恤之诏有“羯胡作祸”，《新唐书》一九二《忠义传·张巡传》亦有“拓羯千骑”之语，至杜甫《喜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所谓“拓羯渡临洮”之拓羯，虽非指安禄山，但亦可为旁证参考也。）

    又同书一〇四《封常清传》略云：

    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十百人。临终时表曰：“昨者与羯胡接战。”

    又《颜鲁公集》六《康金吾碑目安禄山为羯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一书亦多羯胡之语，若杜工部《咏怀古迹》之诗其“羯胡事主终无赖”之句，则不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书》五五《武陵王纪传》云：“羯胡叛涣”，即是一例），实兼取今事入之于诗也。

    考玄奘《西域记》一飒秣建国（即康国）条云：

    兵马强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

    《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传》云：

    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寅恪按：突厥应作匈奴，《唐会要》九九康国条云：“其人土著役属于突厥，先居祁连之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宋子京盖涉上文突厥之语致误也）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又同书同卷《安国传》云：

    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寅恪按：上引《西域记》之文有“赭羯之人”一语，然则赭羯乃种族之名，此云“犹中国言战士”，若非宋景文误会，即后来由专名引申为公名耳）。

    又同书同卷《石国传》云：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

    据此，可知赭羯即柘羯之异译，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皆以勇健善战著闻者也。《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

    《旧唐书》所谓杂种胡之确切界说尚待详考，但《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少孤，随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通六蕃语，为互市郎。

    寅恪按：安禄山事迹上引《郭子仪雪安思顺疏》，谓安禄山本姓康。今敦煌写本《天宝丁籍》亦有康、安、石等姓以羯为称者（见《历史与地理杂志》第三三编第四卷《天宝十载丁籍》及同书第四一编第四卷《天宝四载丁籍》），故安禄山父系之为羯胡，即中亚月氏种可无疑矣。至史思明之种族则《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

    疑史思明非出中亚胡种者。然《旧唐书》二〇〇《安禄山传》云：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前已引，兹为论述便利起见，特重及之。）

    同书同卷《史思明传》云：

    史思明，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

    又《旧唐书》一〇四《哥舒翰传》（《新唐书》一三五《哥舒翰传》同）略云：

    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

    据此类史料，初视之，似当时所谓杂种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种胡人之称实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通鉴》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张光晟杀突董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橐系道。

    所言与《旧唐书》一二七《张光晟传》云：

    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

    者同是一事，而旧传之所谓杂种胡即九姓胡，可为确证。然则《旧唐书》之称安禄山为杂种胡人者，实指其九姓胡而言，又其目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者，殆以其父系为突厥，而母系为羯胡，故曰“突厥杂种胡人”也。观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俱以通六蕃语为互市郎，正是具有中亚胡种血统之特征。至其以史为姓者，盖从父系突厥姓阿史德或阿史那之省称，不必为母系昭武九姓之史也。

    又考安史生长之地即营州，在开元之初已多中亚贾胡，如《旧唐书》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传》（《新唐书》一三〇《宋庆礼传》同）略云：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乃诏庆礼等更于柳城筑营州城，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招辑商胡，为立店肆。

    此必其时营州区域之内或其近傍颇有西域贾胡，庆礼始能招辑之也。故营州一地在开元以前已多中亚胡人，可知之矣。

    更试一检《新唐书·安禄山传》（参考《安禄山事迹》），如言：

    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百万。

    及

    凡降蕃夷皆接以恩，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等，则安禄山利用其中亚胡种商业语言特长之例证也。

    又如言：

    养同罗降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及

    禄山已得〔阿〕布思之众，则兵雄天下。

    则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之例证也。

    故据《新唐书》一一八《韦凑传》附《见素传》云：

    明年（天宝十四载），禄山表请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帝许之。见素不悦，谓〔杨〕国忠曰：“禄山反状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汉，难将作矣。”未几，禄山反。

    可知禄山之举兵与胡汉种族武力问题有关也。至《旧唐书》一 〇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二三上《奸臣传·李林甫传》同，又《大唐新语》一一《惩戒篇》及《谀佞篇》尤可参校）云：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玄宗）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其寒族蕃人一语涉及唐代统治阶级全部，俟后论之。然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则可与《新唐书》韦见素一传互相证发也。

    又《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新唐书》一一〇《泉男生传》附《献诚传》同）云：

    〔泉〕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土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

    寅恪按：泉献诚、薛土摩支皆蕃将也。武则天时，蕃将之武艺已远胜于汉人，于此可见。《邺侯家传》言府兵制之破坏实始于则天时，此亦一旁证。盖宇文泰所鸠合之六镇关陇胡汉混合集团至武曌时已开始崩溃，不待玄宗朝，而汉将即此混合集团之首领，其不如蕃将之善战已如此矣。至泉献诚为盖苏文之孙，男生之子，亡国败降之余裔，其武伎精妙犹称当时第一，则高丽之以东隅小国能屡抗隋唐全盛之日倾国之师，岂无故哉！岂无故哉！

    复次，《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弘靖传》（《旧唐书》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弘靖传》同，但无“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之语）略云：

    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幽蓟初效顺，不能因俗制变，故范阳复乱。

    寅恪按：圣人者唐俗称天子之语。如《通鉴》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旧唐书》二〇〇上、《新唐书》二二五上《史思明传》附《朝义传》略同）略云：

    〔史〕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寅恪按：此圣人指思明言。）

    胡注云：

    当时臣子谓其君父为圣人。

    盖安史俱称帝，故在其统治之下者率以圣人称之，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兹节录两唐书所载安史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他藩镇胡化事迹于下，其种族、文化二者之关系不待解释，自然明了。至其人前后逆顺贤否虽各有不同，但非此篇所论范围，故不置言也。

    其血统确有胡族分子者，如《旧唐书》二〇〇上《安禄山传》附《孙孝哲传》（《新唐书》二二五上《逆臣传》同）云：

    孙孝哲，契丹人也。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史宪诚传》（《旧唐书》一八一《史宪诚传》同）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

    同书二一一《藩镇镇冀李宝臣传》（《旧唐书》一四二《李宝臣传》同）云：

    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为卢龙府果毅。

    同书同卷《王武俊传》（《旧唐书》一四二《王武俊传》同）云：

    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年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

    同书同卷《王廷凑传》（《旧唐书》一四八《王廷凑传》同）云：

    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同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怀仙传》（《旧唐书》一四三《李怀仙传》同）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同书同卷《李茂勋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可举传》同）云：

    李茂勋本回纥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仲武器之，任以将兵，常乘边，积功赐姓及名。

    同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旧唐书》一二四《李正己传》同）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

    同书一四四《侯希逸传》（《旧唐书》一二四《侯希逸传》同）云：

    侯希逸，营州人，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以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玄志卒，共推希逸，有诏就拜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盛、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

    据上引《李正己传》，知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新唐书》一四八《张孝忠传》（《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同）云：

    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孝忠始名阿劳，以勇闻。燕赵间共推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没诺干，王武俊也，天宝末以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奏为偏将。禄山、史思明陷河洛，常为贼前锋；朝义败，乃自归。

    同书二二四上《叛臣传·李怀光传》（《旧唐书》一二一《李怀光传》同）云：

    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多赐姓，更名嘉庆。怀光在军以积劳为都虞候，节度使郭子仪以纪纲委怀光。

    寅恪按：李怀光乃朔方军将，属于别一系统不在河朔范围，然以其先尝居幽州，故亦附及之。至唐室中兴元勋李光弼，则《新唐书》一三六其本传（《旧唐书》一一〇《李光弼传》略同）云：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父楷洛以武后时入朝。

    是亦出于东北胡族，且与安禄山同乡里，不过政治上适立于相反之地位耳。

    以上诸人皆确为胡族无复疑义。又有实为汉人，或虽号汉族，而带胡种嫌疑未能决定者，兹并列之于下。其要点在无论实为汉人或有胡族之嫌疑，其人必家世或本身居住河朔，久已胡化，故亦与胡人无异者也。如《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传·田承嗣传》（《旧唐书》一四一《田承嗣传》同）云：

    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也，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

    《旧唐书》一四一《田弘正传》（《新唐书》一四八《田弘正传》同）

    略云：

    田弘正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弘正善骑射，为衙内兵马使，既受节钺，上表曰：“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驱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何进滔传》（《旧唐书》一八一《何进滔传》同）云：

    何进滔，灵武人，世为本军校，少客魏，委质军中。

    寅恪按：前引《新唐书·西域传》，昭武九姓中有何姓，何进滔又从灵武徙居于魏，故疑其先世是羯胡，其本身又居魏，而当时魏地亦胡化区域也。

    《旧唐书》一八一《韩允忠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韩君雄传》同）云：

    韩允忠，魏州人也，父国昌，历本州右职。

    同书同卷《乐彦祯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乐彦祯传》同）云：

    乐彦祯，魏州人也，父少寂，历澶、博、贝三州刺史。

    同书同卷《罗弘信传》（《新唐书》二一〇《藩镇魏博罗弘信传》同）云：

    罗弘信，魏州贵乡人，曾祖秀，祖珍，父让，皆为本州军校。

    据《北梦琐言》五中书蕃人事条，罗亦胡姓，然则罗弘信不独世居胡化之地，且有本出胡族之嫌疑矣。

    《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朱泚传》（《旧唐书》二〇〇下《朱泚传》同）云：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怀珪事安史二贼。

    《旧唐书》一四三《朱滔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滔传》同）云：

    朱滔，贼泚之弟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朱克融传》（《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传》同）云：

    朱克融，滔孙也。

    《旧唐书》一四三《刘怦传》（《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刘怦传》同）云：

    刘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贡尝为广边大斗军使，怦即朱滔姑之子。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李载义传》（《旧唐书》一八〇《李载义传》同）云：

    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刘济在幽州高其能，引补帐下。

    寅恪按：李载义之称承乾后裔，固出依托，即使其真出自承乾，亦与河朔诸汉将同为胡化之汉人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杨志诚传》（《旧唐书》一八〇《杨志诚传》同）云：

    〔杨〕志诚者事〔李〕载义为牙将，载义走，因自为都兵马使，〔大和〕八年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

    寅恪按：杨志诚、史元忠之氏族史传不详，无以确言，但俱为胡化之人，则无可疑者。突厥阿史那氏、阿史德氏皆省作史氏，中亚昭武九姓中有史氏，史宪诚本奚族，亦姓史氏（见前引两唐书《史宪诚传》），故史元忠殊有源出胡族之嫌疑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仲武传》（《旧唐书》一八〇《张仲武传》同）云：

    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陈〕行泰杀〔史〕元忠，而仲武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李〕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及杀行泰之张）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余，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入白帝，擢兵马留后，绛为军中所逐。

    寅恪按：陈行泰、张绛始末不详，可不置论。张仲武受汉化较深，在河朔颇为例外，然迹其所以得军心者，以本为范阳土著，且家世旧将，而陈行泰、张绛俱是游客，故不能与之争，然非李文饶之策略，仲武亦未必遽得为镇将也。

    《新唐书》二一二《藩镇卢龙张允伸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张允伸，范阳人，世为军校。

    同书同卷《张公素传》（《旧唐书》一八〇《张公素传》同）云：

    公素，范阳人，以列将事〔张〕允伸。

    同书同卷《李全忠传》（《旧唐书》一八〇《李全忠传》同）云：

    李全忠，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罢归，事〔李〕可举为牙将，可举死，众推为留后。

    同书同卷《刘仁恭传》云：

    刘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阳，为李可举新兴镇将，故仁恭事军中。

    《旧唐书》一八〇《朱克融等传》末略云：

    史臣曰：彼幽州者，其民刚强，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士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横海程日华传》（《旧唐书》一四三《程日华传》同）云：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父元皓为安禄山帐下，伪署定州刺史，故日华籍本军，为张孝忠牙将。

    同书同卷《李全略传》（《旧唐书》一四三《李全略传》同）云：

    李全略事〔镇州〕王武俊为偏裨。

    同书二一四《藩镇彰义吴少诚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诚传》同）云：

    吴少诚，幽州潞人（父为魏博节度都虞候）。

    同书同卷《吴少阳传》（《旧唐书》一四五《吴少阳传》同）云：

    少阳者，与〔吴〕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以为弟，署右职，亲近无间。

    同书同卷《藩镇泽潞刘悟传》（《旧唐书》一六一《刘悟传》同）云：

    刘悟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

    寅恪按：《旧唐书》一四五《刘全谅传》（《新唐书》一五一《董晋传》附《陆长源传》同）略云：

    父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天宝〕十五载四月授客奴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袭范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

    据此，知刘氏亦家于幽州昌平，渐染胡化者也。

    《旧唐书》一二二《张献诚传》（《新唐书》一三三《张守珪传》附《献诚传》同）云：

    张献诚，陕州平陆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天宝末陷逆贼安禄山，受伪官，连陷史思明，为思明守汴州，统逆兵数万。

    同书一二四《薛嵩传》（《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附《薛嵩传》同）云：

    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

    寅恪按：张献诚、薛嵩虽俱大臣子孙，又非河朔土著，然以其父官范阳之故，少居其地，渐染胡化，竟与田承嗣之徒无别。甚哉风俗之移人若是，而河朔当日社会文化情状，亦可想见矣。

    《旧唐书》一二四《令狐彰传》（《新唐书》一四八《令狐彰传》同）云：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父濞，初任范阳县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满，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长范阳，善弓矢，乃策名从军。事安禄山。

    同书同卷《田神功传》（《新唐书》一四八《田神功传》同）云：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贱，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

    《新唐书》一四八《康日知传》云：

    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日知少事李惟岳，累擢赵州刺史。

    寅恪按：以康日知姓氏及籍贯言之，当亦中亚胡种也。

    《新唐书》一四八《牛元翼传》云：

    牛元翼，赵州人，王承宗时，与傅良弼冠诸将。良弼清河人，以射冠军中。

    《旧唐书》一四五《李忠臣传》（《新唐书》二二四下《叛臣传·李忠臣传》同）云：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忠臣少从军，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

    同书同卷《李希烈传》（《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李希烈传》同）云：

    李希烈，辽西人，少从平卢军，后从李忠臣浮海至河南。

    综上所引诸人氏族或确是汉人，或有胡种嫌疑，或为唐室大臣子孙，或出微贱之族，其于中央政府或忠或叛，复有先后顺逆等之互异。要而言之，家世或本身曾留居河朔及长于骑射二事则大抵相类，斯实河朔地域之胡化演变所致者也。《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载其谏父宪诚之言曰：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又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序云：

    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

    故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矣（见上引《田弘正传》）。尤可异者，即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此点自昔史家鲜有解释，兹试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

    依据上列史料，知神州东北一隅河朔地域之内，其人民血统属于汉种者，既若是之胡化，则其地必有胡族之迁徙无疑。凡居东北与河朔有关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唐会要》《旧唐书》俱谓之北突厥，盖旧称如此）、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于与其部落邻近之地，如河朔区域，自有可能，而于事理亦易可通者也。独中国东北隅河朔之地而有多数之中亚胡人，甚为难解。若彼辈远自西北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然迁移至东北端滨海之区，恐不可能。姑就旧史所载者考之，似有三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所谓隋季之丧乱者，即《旧唐书》九三《唐休璟传》（《新唐书》一一一《唐休璟传》略同）略云：

    授营州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超拜丰州司马。永淳中朝议欲罢丰州，休璟上疏曰：“丰州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

    寅恪按：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在隋末中国扰乱之世最为中亚胡人逐渐转徙之良机会，两唐书《唐休璟传》或可于此事略露消息也。唯《新唐书·唐休璟传》及《通鉴》二〇二调露元年十月条俱无“奚、羯胡与桑乾突厥同反”之语，又《新唐书·唐休璟传》虽亦作“戎羯交侵”，而《通鉴》二〇三弘道元年五月条改“戎羯”为“胡虏”，固以“戎羯”为泛称（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然于此恐不免疏误也。然则调露前后中国东北部已有不少羯胡，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辗转移来，此于事实颇为合理者也。所谓东突厥之败亡者，即戈本《贞观政要》九《安边篇》略云：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寅恪按：《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与此同，盖皆源出《太宗实录》也。唯无“太宗不纳”之句，当是杜氏略去。又“拓拔”作“柘羯”，尚未经后人误改。《旧唐书》六二及《新唐书》九九《李大亮传》纪此事，俱只举酋长之名，而《通鉴》一九三贞观四年秋九月条则不著酋长之名，而以“西突厥”一语概括之，盖柘羯一种原在西突厥范围内也。又两唐书《李大亮传》俱言太宗从大亮之请，与《贞观政要》不合，鄙意《吴书》似得其实，而两唐书《李大亮传》乃后来修饰之词，故君卿于此阙疑耶？然则东突厥之败亡，必有少数柘羯因之东徙者矣。所谓东突厥之复兴者，即综考上引史料，诸胡人入居河朔或归降中国之时代大抵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此三十年间中国东北方胡族之活动其最有关大局者，莫过于东突厥之复兴，即骨咄禄、默啜兄弟武力之开拓远及中亚，竟取西突厥帝国之领部置于其管制下之事实也。关于东突厥自颉利于贞观时破灭后至骨咄禄而复兴之始末，非此所能详及，兹唯就两唐书所载东突厥复兴与西突厥关系之史料略引一二，以供推证焉。

    《旧唐书》一九四上《北突厥传》（《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同）略云：

    骨咄禄，颉利之疏属，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杀，骨咄禄天授中病卒。

    骨咄禄死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马二万余人，又立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仍主处木昆等十姓（寅恪按：《旧唐书》一九四下《西突厥传》云：“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仍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其左厢号为五咄陆，其右厢号为五弩失毕。五咄陆部落居于碎叶已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已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啜云云。”）兵马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破灭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自恃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

    〔开元〕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

    同书同卷下《西突厥阿史那弥射传》附《孙献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长安元年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献本蕃渐为默啜及乌质勒所侵，遂不敢还国。

    同书同卷《阿史那步真传》（《新唐书》二一五下《西突厥传》略同）云：

    自垂拱已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及随斛瑟罗才六七万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遂绝。（寅恪按：《通鉴》二〇四纪此事删去“默啜”二字，盖与上文“垂拱”二字冲突之故，于此足征温公读书之精密。）

    同书同卷《突骑施乌质勒传》（《新唐书》二一五下《突骑施乌质勒传》同）云：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景龙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

    综合上引诸条，可知东突厥复兴后之帝国其势力实远及中亚，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迁徙者。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离散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夫此区域之民族既已脱离汉化，而又包括东北及西北之诸胡种，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性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岂得仅如旧史所载，一出于李林甫固位之私谋而已耶？

    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

    注释

    [1]指《梁书·侯景传》和《南史·侯景传》。————编者注

    [2]1947年，隆平县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