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今论[1]

、先天后天各图，非《易》书本有。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惠氏《古文尚书考》，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孔传为梅赜伪托。毛氏《诗传诗说驳义》，辨子贡传申培说为丰坊伪撰，是曰辨伪经，大功一。惠氏《周易本义辨证》，言《易经》二篇、《传》十篇，本自别行，是为旧本。朱氏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抱经堂校刊《经典释文》全书，而《大戴记》、《逸周书》、《荀子》、《方言》、《释名》、《春秋繁露》、《白虎通》，抱经皆为定。是曰存古书，大功二。惠氏之《易汉学》、《周易述》，张氏之《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王氏之《广雅疏证》，段氏之《说文注》，梅氏之本《周髀》、言天文，是曰发明微学，大功三。余氏之《古经解钩沈》，任氏之《小学钩沈》，邵氏之《韩诗内传考》，洪氏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曰广求遗说，大功四。江氏《深衣考误》，辨深衣非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治朝本无屋、无堂，戴氏《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之误，是曰驳正旧解，小功一。顾氏《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氏《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氏《六书音韵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氏《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以明经传中语词非实义，凌氏之《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以言礼之节文等杀，是曰创通义例，小功二（以上采胡培之说）。《尚书欧阳夏侯遗说》、《三家诗遗说》、《齐诗翼氏学》，考证于陈氏，《逸周书》校释于朱氏，《大戴礼记》补注于孔氏，《国语》疏于龚氏、董氏，《白虎通》疏证于陈氏，是曰缀拾丛残，小功三。汪氏作《春秋左氏释疑》，明《左氏传》之非伪，作《周官征文》，证《周官》经非晚出，是曰辨正讹诬，小功四。邓子曰：诸儒之敏学好古，有功于经籍如此。然则今日吾辈之治经，制度、典章，声音、训诂，皆灿然大明，其受诸儒之赐，不已多乎。是故本朝之经学考据，浩博无涯，实足以自成其一种之科学，永寿于名山者也（近东瀛学人亦有一派，专研究汉学考据之学者）。若其末流之弊，穿凿附会，猎文，蠹大谊，瓜剖析，诚有如魏源所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者，是则由乎时君之抑扬，种族之观念，运会之适然，其原因为甚繁矣。诸儒岂任过哉。

    邓子曰：于乾嘉之世，与惠、戴二派同时，而别树一帜者，曰桐城。桐城尊宋学，惠、戴尊汉学；桐城好治文辞，惠、戴专治经训。尊宋学者则讥汉学为破碎，尊汉学者则谓宋学为空疏；工文辞者不习经典，而研经训者又不乐为文辞。二者交相非，而汉宋遂繇之分途，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桐城学派以方（苞）、姚（姬传）为其大师。方氏为文，效法宋曾巩、明归有光，谨守绳度，谓之桐城义法，又熟治三《礼》，冀尸程朱为其后世，然所得至肤浅，无足重。姚氏慕其乡方氏之所为，而受法于刘海峰，以私淑方氏，然其始尝欲从戴东原问学，及戴谢之，始憾戴氏，而别标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以为宗，以与汉学自异。其《赠钱献之序》及《安庆重修儒学记》，为其生平论学大端，而皆排斥汉儒。迨东原之殁也，姚氏《致友人书》云：东原毁谤朱子，是以乏嗣。其斥东原可谓不遗余力矣。姚氏晚主钟山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称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守其邑先正之法。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者，有新城鲁仕骥非、宜兴吴德旋仲伦，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当海峰之世，有钱伯鲁思，从受其业，以师说称颂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皋文遂弃其声韵考订之学，而学古文，于是阳湖始有古文之学（陆祁孙《七家文钞序》）。然溯其源皆出桐城，是当时桐城之学，几于风靡天下，其流风余韵，流被百年，下至道咸之世不绝。学者寻声企景，所在响应，争以宋学相尚，痛诋汉学，等之杨、墨、老、释，毁为乱道。于是甘泉江郑堂悯汉学之中绝，起而相争，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独尊汉儒，矜其家法，阴为抵制。而桐城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以反击之，思欲拔汉帜以树宋帜，然肆口讥弹，文辨虽雄，而无实学真理以为佐证，故不足以折服学者。盖桐城之学，其闳博精深，实非惠、戴之敌也。呜呼，乾嘉之间，汉宋之争亦烈矣。毛疵操戈，互相水火，以意见为是非，树沟垒如大敌，神州自古学术之争，未有甚于此者也。夫学者何？亦学孔子之学而已；汉学、宋学者何？亦不外乎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未闻其能于儒学六艺之外，别有所学也。夫既不能越于儒学之道外，则必同居于儒学之道中，以道中之学而畛域横分，矛戟森立，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谓汉学、宋学，其于孔子之道各有所得。汉学好古而敏求，宋学慎思而明辨；汉学博学而笃志，宋学切问而近思。宋儒尊德性，汉儒道问学，其道不相为非。今欲尊汉而祧宋，则是圣人之道，有博而无约，有文章而无性道，有门庑而无堂奥矣；今欲尊宋而祧汉，则是圣人之道，有约而无博，有性道而无文章，有堂奥而无门庑矣。不亦慎乎。或曰：然则学者生古人后，学古人之学，不汉则宋，将奚适从？邓子曰：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彝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是则汉学、宋学之真也。学者荀舍短取长，阙疑信古，则古人之学皆可为用。孰与姝姝守一先生之说，而门户自小。又孰与专务调停古人之遗说，而仆仆为人，毫无自得哉（晚近定海黄式三、番禺陈澧皆调和汉宋者，然摭合细微，比类附会，其学至无足观。夫古人之学，各有所至，岂能强同。今必欲比而同之，则失古人之真，故争汉、宋者非，而调和汉、宋者亦非也）。

    道咸之世：自汉学之焰极盛，海内望风景附，家贾马而户许郑，经师如鲫，说经之书汗牛充栋。后起之儒，于汉学位置已难占胜，而其业繁博，尤为难治，学者穷老尽气，不能卒业，稍稍厌倦。又其学朴质不便文士，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是曰常州学派。其学以西京十四博士所传今文为宗，谓晚出古文为伪，尊今文而黜古文。今文者，《易》施氏、梁邱氏、京氐，《尚书》伏生、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三家，《春秋》公羊，而诋斥《周官》、《毛诗》、费氏《易》、《左氏春秋》、马、郑《尚书》，而其大体要以公羊为主。谓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之作惟《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羊，公羊亲受子夏口说之传，得闻圣人之微言大义。自武进庄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不落东汉以下，其徒阳湖刘申受传其学，为《公羊何氏释例》，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以明三科九旨之例。凡张三世，存三统，新周故宋，以春秋当兴王，而托王于鲁诸义，皆灿然昭著，由是今文之学大昌。仁和龚定庵，从申受受公羊《春秋》之学，著《春秋决事比》，又撰《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以推阐三世之说。定庵之学极博杂，其小学六书得于其外祖段懋堂，而能以字说经，又以经说字，其史学溯源章实斋，言六经皆史，发明治学合一，官师合一之旨，其舆地精于西北，其佛学通陀罗尼八震旦六妙门，虽不专守《公羊》家说，而大旨要不能外。今读其文，恢诡连，援证古谊，讽切时弊，眇思谭说，每有新理远识，皆得于公羊《春秋》为多。与定庵为友者有邵阳魏默深。默深少好言经世，晚乃治经，尝熟闻定庵所言今文学，熹其易治，可为名高，乃著《书古微》、《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皆主今文，而诋斥马、郑、毛公甚力。其先言今文者，独治公羊《春秋》，至是而及于《诗》、《书》。与默深同时，有长洲宋于庭、阳湖李申耆、仁和邵位西，皆治今文学。位西为《礼经通论》，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至是言今文乃及于《礼》。晚乃有德清戴子高，以《公羊》注《论语》，湘潭王壬秋，以《公羊》并注五经，而今文之学愈光大。盖今文者，发源于庄、刘，浸盛于龚、魏，而集其大成者王氏。王氏有弟子曰井研廖季平，季平著书最多，乃及百种，余杭章氏称其时有新义，而未见其书也。自今文学派盛行，学者治经，遂欲尊今文而废古文，右西汉而睥睨东汉，其学风所扇，当时著述多本其家法。于是而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大小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正义》、《白虎通疏证》。凡西汉博士所传之遗说，虽残编断柬，皆奉为瑰宝；而东京以下，贾、马、许、郑之学，乃视如土苴。由是而惠、戴学派大受攻击，治者浸微，而常州学派遂夺吴、皖之席，赫然称海内经师矣。夫常州今文之学，其所以风动一时者，是盖有数故焉。惠、戴之学，治经必先识字，而六书、音韵之学，非尽毕生之精力，不能得其要领，不若微言大义之学，可以涉猎口耳而得，其故一。惠、戴释经，不过援引古训，证明经义而止，不为风议，故朴质无文采，而今文则词义瑰玮，荡逸华妙，为文士所，故治今文者无不工文辞，如申受、于庭、定庵、默深其最也，其故二。道、咸时海内渐多故，汉学方以破碎无用见讥于时，而今文则出自西汉诸儒，类能通经以致用，学者得借以诩言经世，其故三。本朝学风，以说经为最高尚，诸文士挟其诗歌、词赋之长，不习经典，则以为大耻，而今文则上追七十子微言大义，视许、郑之学尤高，依附其说，足以自矜，其故四。有此四故，此常州今文所以能以后起之学派，越惠、戴而上之，其势力乃以掩被本朝下半期之学界，以至于今也。呜呼，可谓盛矣。虽然，今文日兴则古文日废，神州古学，其摧灭散佚而仅存于今者，亦既只有此数矣。古文虽晚出于东京，而前圣之微言大义，亦往往有存者，且其发明古训，亦大有功于经籍，安可废乎。论者又谓西汉之学有用，东汉之学无用。虽然，论者其亦闻高密郑君之风乎？比牒并名，早为宰相，郑君之素风无失。而东汉学者，皆以独立名节相高，是以桓灵之朝局，能倾而未颓，决而未溃，此东汉经学之用也。其视西汉利禄之途何如哉？呜呼，汉宋学之争也，犹有汉与宋朝代之分；而今古文之争也，则同一汉代而已。汉宋学之争也，犹有文士与经儒之别；而今古文之争，则同一经儒而已。夫同一汉代之学，同一经儒之名，而今文家则必曰西京之学胜东京，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承七十子；古文家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许、郑之学综六经。各持一说，几同冰炭，乃至相视如仇仇，不亦隘乎。吾闻汉世通儒，治经不立门户，多有杂治今古文者，何后儒之不一思也。

    综观本朝二百余年之学派，其飚动云涌，霞鲜雾采，三色而为，五色而成文，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经学迈汉唐，性理越宋元，辞章驾魏晋。其著作等身，褒然成家，著录于国史《儒林》、《文苑传》者，以数十百计焉，前代所未有也。斯其故何欤？邓子曰：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又功令方以点画声病之学取士，士之得禄也难，故贤智之士，在野者多，不至以其精力销磨于从政，而得以专注于学问。然求学问则必知今古，知今古则议论，而或且以文字得祸，则相与辐辏于说经。经之大义多言经世，则又恐涉于国是，以自取，则说经又相与舍其大义，而但摭细微，苟以耗日力纾死免祸而已。余杭章氏谓清世经儒，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然则其异同长短之间，夫岂无故而然哉。此汉学考据所以经乎天演淘汰，而于清世为最适者也。及夫习之既久，成为风气，学者非以治经不能邀名誉于社会，而非守汉学家法，亦不足号经师。其徒党日众，则声气标榜，位置自高，而几忘其初故矣。是故汉学者，能使才智之士得借以自隐，而收明哲保身之誉，而人主有所举措，亦毋虑一二迂儒，指天画地，以掣肘其国是，此其学派所以称极盛也。邓子又曰：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学者穷经必先识字，故有训诂之学；识字必先审音，故有音韵之学；今本经文，其字体、音义与古本不合，故有校勘之学；校理经文，近世字书不足据，则必求之汉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学。又以诸子之书，时足证明经义，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子学；以经之传授源流详于史，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史学；以释经必明古地理，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地理学；以历法出于古经，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天文学；以古人习经先学书计，于是由经学而兼及算学。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邓子又曰：余叙述一代学术，而不及在高位者，如宋学一派，则二魏（象枢、裔介）、汤斌、李光地，汉学一派，则徐乾学、纪昀、阮元、毕沅，皆以大人先生，执学界之牛耳，然而无取焉者，一则伪名道学，以腴媚时君，一则著述虽富，或假手于其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邓子又曰：本朝学术，曰汉学，曰宋学，曰今文学，其范围仍不外儒学与六经而已，未有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也。有之自今日之周秦学派始（余别著有《古学复兴论》，当于下期刊之）。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四、五号。</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