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与王安石之关系

    神宗即位，改元熙宁，其年四月，诏王安石越次入对。文忠服阕还朝，则已在安石参政之时。倡言新法，朝局尽变，神宗召见文忠，问以政令得失，公谓：“求治不宜太急，听言不可太广，进人不可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退而上《万言书》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盐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减兵吏禀禄，甚至欲复肉刑。民且狼顾，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禀，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济之逃亡。不还则累及邻保，势必有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法，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宏羊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旨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科，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批评】

    宋黄震（字东发，余姚人，著《黄氏日钞》）评东坡此文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无复名状。方其年少气锐，尚欲迅扫宿弊，变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

    神宗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熙宁，当年四月，下诏书召王安石越级进宫面圣，询问治国方略。苏轼服丧期满，回到朝廷，已经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了。王安石倡议新法，朝廷局面完全改变，神宗皇帝召见苏轼，问他政策的得与失，苏轼对皇帝说：“追求天下大治不可以太急迫，听从朝臣意见不可以太广泛，升任官员不可以太仓促，希望陛下能用安宁的政策，等待时机到来，然后做出相应的对策。”退出后，苏轼写了一封《万言书》递上去，其中说：

    臣所想说的，只有三句话罢了。请求陛下维系民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

    君主依靠的是民心，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地，商人有资产，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朝廷和顺平易与百姓同心同德而国家不能安定的，也没有朝廷刚愎独断而不陷入险境的。陛下也知道百姓对新法的不满了。

    自从太祖、太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青年人天天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外出办事。设置三司条例司，是想谋利的借口，六七个青...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