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宣仁之知遇

    谪黄州之第三年（元丰五年），神宗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元丰七年），神宗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今江苏武进县），愿得居之，乃量移常州团练副使。过金陵，与王安石相见，时安石罢相，寄居金陵，语之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责之乎？”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文忠也，方共欣幸，无何，裕陵（神宗陵名）晏驾，虞渊之日既没，鼎湖之剑何依，因不果用。

    哲宗即位，起司马光为相，罢新法，天下颙颙望治。诏复文忠朝奉郎，知登州，比至，召为礼部郎中，除中书舍人，盖朝廷缘神宗意欲用之。文忠以躐等骤进辞，宰相卒不许，迁翰林学士。盖自登州召还，十月之间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进，谈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

    文忠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居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公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文忠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司马公薨。文忠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往往以此遭忌。卫尉丞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文忠不能从。

    群贤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极众；文忠以蜀人为党魁，故号蜀党，而吕陶等为辅。是时安石余党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訾议。惟吕大防秦人，憨直无党也，范祖禹、司马光不立党。既而哲宗闻之，以问胡宗愈，宗愈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息矣。”因著《君子无党论》以进。时程颐为崇政殿说书，文忠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于是颐门内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公。

    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之渐。”当轴者恨之，使赵挺之、王觌攻之，文忠知不见容，乞外任。四年，以龙图阁学士再知杭州，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盒，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

    【批评】

    神宗每读东坡文叹为奇才，可谓不世出之知遇矣。方欲向用，乃即晏驾，文人不幸，往往如此。禁中召对，宣仁说知，益复感激知遇，竭忠辅佐。旁观者疑其多事，当局者出于不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古今来岂独一东坡哉。

    从来门户党援之习，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讦，如薫莸、冰炭，气味自尔差池。未闻正人同处，亦彼此分标树帜者，若洛、蜀诸党之说，似未有当也。然后世之党，则竟明目张胆，各争权利而无所顾忌矣。此非但宋贤之所不为，亦唐时牛、李之所不屑者矣。

    东坡出守杭州时，文潞公平章军国事，吕申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汲公、范尧夫为左右仆射。潞公谆谆劝公，至杭不可作诗，恐言者笺释以上申。东坡出，潞公旋卒，尧夫亦去，以上四人无恨东坡者。惟中书侍郎刘挚与邢恕善，而东坡与恕同为起居舍人，恕子宽夫因从东坡游，与恕素无嫌隙。恕乃倾危之士，凡与相识者，无不构成巨祸，东坡亦为所中。其后助章惇必欲杀挚者，亦恕所为也。此等人，惟有不相识之为幸。

    苏轼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五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苏轼，被言官阻止（元丰七年）。神宗皇帝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大意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时间很长了，这种人才实在是难得，朕不忍心终身摒弃他。”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有饥饿寒冷的忧患，有田产在常州（在今天江苏武进县），希望在那里居住。于是获得恩准迁移到常州做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他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的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如今对西夏用兵，连年不止，东南又兴起几桩大狱，您不说一句话去责问有关部门吗？”

    士大夫知道皇帝最终还是喜爱苏轼的，正在互相庆幸，没多久，神宗皇帝就驾崩了。神宗皇帝都死去了，还能倚仗皇帝什么呢，因而没能重用苏轼。

    哲宗皇帝即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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