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党碑及党争

    文忠没未及葬，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与弟卞）禁元祐之学，文忠与司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孙不许官京师。崇宁、大观间（均徽宗年号），凡文辞墨迹皆毁之，海内诵习传说，称毘陵先生而不名。（放翁题跋《苏氏易传》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毘陵先生云。”）政和（亦徽宗年号）间，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迹甚锐。（时宝箓宫设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答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乃赠轼龙图阁待制。语见张端义《贵耳集》。按此盖道士之托讽，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严嵩，盖师此道士之故智耳。）南渡后，赵汝愚当国，尽驰其禁，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高宗年号）之末，又驰之，郑丙诸人为忌朱子，又启之，则由元祐党案，一变为庆元党案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也。

    元祐党籍，或谓之元祐党人，或谓之元祐奸党，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为首，宰执以文彦博为首，徽宗御书，刻于端礼门，京又自书一通，颁行州县，刻之。三年六月，京又将上书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执以司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执政中，苏门诸贤，如秦观、张耒、黄庭坚、王巩、李格非、晁说之、家愿，亦均在禁中。初刻碑或谓百二十人，或谓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书所记人数多寡不一，姓名各异，盖缘毁碑之后（崇宁五年星变，毁朝堂石刻，其外处亦令除毁），虽有翻刻，不无传闻失实处耳。（按：三百九人事迹，莫备于龚颐正之《列传谱述》一百卷，所阙者只四人，盖龚氏去北宋不远，文献有征，采辑尚易，惜其书已佚，不可得见矣。）

    党中诸贤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盖欲污蔑诸贤，使其子孙亦有余辱，抑岂知公论之在人心者，终不可泯。至于摩挲遗刻，历数姓名，粲然若繁星之丽天，虽其子孙亦以祖父得与洓水、眉山联名为荣，曾不以为辱也。呜呼！爱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业无闻者居多，然赖此碑之存，而天下后世知其为君子之党，乃至刻工安民亦得与之并传，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党、洛党之争则由来已久，其事之得失，张溥（字天如，华亭人，明季复社党魁）论之详矣。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进，程颐以崇政殿说书召，苏轼以翰林学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几以言论不合，贾易、朱光庭等劾轼，胡宗愈、孔文仲、顾临等劾颐，洛蜀交攻，遂分二党。六、七年间，废罢不一，终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内惜之。

    唐长庆（穆宗年号）、太和（文宗年号）之召党也，始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恶李德裕、李绅而排之，目以为党，倾轧报复垂四十年。宋庆历之有党也，始于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钱明逸恶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为党，飞章抵毁，一网立尽。

    此皆小人结约，急为身谋，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国，而深畏其不利于已，是以背公论，聚死党，奋发横溢而不顾也。轼与颐合志同方，出处不异，熙丰之际，或坚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携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马光未竟之业，诸贤力赞其成，而口语参商，攻讦竞起，初不闻有国家大政，争若新法；仕涂抵巘，怨若牛李也。右颐者诋轼曰‘谤讪’，右轼者诋颐曰‘矫激’，在两贤本无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积憾为仇，特以师友之故，辞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书，犹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专国反政，颐、轼之徒，贬窜接路，端门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询角立者，小人斥为一党而并击之。

    治世不同福，乱世则同祸，诸贤当此，亦当自悔其籓篱之不固，而水火之必伤也。蜀、洛之议，吕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

    【批评】

    元祐党籍碑，今世所传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静江府，为梁焘曾孙律所重勒，有“庆元戊午吉州饶祖尧跋”；一在融州，为沈千曾孙韦所重勒，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画较大，于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与沈本异。

    沈本末一行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两人”。梁本有惇无珪，梁本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无之。衮公适，梁本误衮为兖；冯百药，沈本误冯为洪，龚夬梁误作史。按《崇宁诏书》云“三百九人”，以两碑所列姓名数之，皆阙其一，当于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实。

    淳安县学亦有元祐党碑，为县尉司马逨所刊，载于《新定续志》，未见拓本。是知诸贤之子孙，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没，欲长留天地间为快，且如章惇者，转叹其适从何来，居集于此也。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灭，名不可毁！”呜呼！名固不可毁也，京亦愚矣。

    绍兴中，尝命张章简公纲，看详党籍碑，据其覆奏则初刻本计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余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元城语录》云“元祐党人只七十八人”，则所谓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苏轼死后还没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间诸公的学术，苏轼与司马光等人都被撤销了官位和爵位。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在京城做官。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凡是苏轼的文章笔墨全部销毁，国内流传诵读他的文章时都称他毘陵先生，不称呼名字。（陆游为《苏氏易传》题跋时说道：“这本书是我父亲在宣和年间到蜀地获得的，当时正封杀苏家的学术，所以称呼苏轼为毘陵先生。”）政和年间（也是徽宗年号），忽然松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苏轼的手稿极其迫切。（当时徽宗皇帝在宝箓宫打醮，道士趴在那里上章，很久才起来，徽宗皇帝问他缘故，他说：“刚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见奎宿正在启奏事情，等他结束，我才上达了旨意给天帝。”徽宗问：“奎宿是什么天神？”道士回答说：“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吃一惊，因此追赠苏轼为龙图阁待制。这个故事记载于张端义《贵耳集》。这大概是道士的假托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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