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治群之政绩

    安石与文忠，以政策不能相同，乃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景温结好安石，得骤进侍御史，司马光尝荐文忠为谏官，至是，范景仁复应诏推举，景温遂力排之，惧其弹安石也），穷治无所得。文忠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杭州为东南胜地，至则觞咏其间，畅发天机，不以迁谪为意，而亦不废公事。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文忠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干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

    守杭三年，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熙宁七年，移知密州。秋末离杭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文忠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

    熙宁八年冬，作《杞菊赋》，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贫，移守胶西而斋厨萧然。”盖自登第至是，刚十九年，宦而能贫，岂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熙宁十年，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在今开县西南，此黄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适当其冲。自开直河水势增涨，田庐益坏，遂致溃决。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下，即古钜野泽，下流汶济二水，会而成泺。宋时决河，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大河南徙，岁久填淤，遂成平陆）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济水），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此诚巨灾，乃适于文忠治徐之日出现，盖天欲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也。

    黄水汇于徐州，涨不得泄，城将崩，富民争出避水。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乃履屦仗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没者三板，文忠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事闻，诏褒之，在徐奏书论徐州之重要并设备之方甚备。未几，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狱又起。

    【批评】

    士大夫生当乱世，大权在握，兴利除弊，奠国家于苞桑之固，登斯民于袵席之安，岂不幸甚？若困于下僚，限于职守，局促如辕下驹，有弃官而去者矣，有饮酒赋诗不理民事者矣。东坡独不然，既无法以止新法，冀于奉行之际委曲求全，官多尽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为国家多存一分元气也。

    安石对于新法，志在必行，趋时者且变本加厉以媚时宰。东坡独面折提举，是何等胆气。

    手实法者，因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乃创此法。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以田亩、屋宅、资货、蓄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币，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其事仿佛今外国之财产税与所得税，彼行之不以为病者，由于民权发达，官吏不能欺蔽，虽上下交征而一时尚不觉有何险象耳。

    王安石跟苏轼因为政见不合，因此让御史谢景温向皇帝奏报论述苏轼的过错（谢景温跟王安石结为姻亲，得以快速上升到侍御史的地位，司马光曾经推荐苏轼做谏官，如今，范景仁也奉皇帝诏书推举苏轼，谢景温竭力排挤苏轼，生怕苏轼当了谏官会弹劾王安石），经彻底调查没有发现问题。苏轼也不曾辩解过一句话，为了躲避这些人，请求离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杭州是东南地区的风景名胜之地，苏轼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间饮酒咏诗，尽情释放天赋的才华，不将贬谪当一回事，而同时也不荒怠公务。当时全国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区同时还施行水利盐法，苏轼往往设法使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宁。

    高丽派遣使者来上贡，使者凌驾州府官员之上，态度十分轻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区域的管库，乘势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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