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祐之党争

    文忠再至杭，作守二年，多善政，杭人尸祝之。尝谓：“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乃作病坊，名安乐坊，在众安桥，以僧主之。三年之间，管干病坊僧医逾千人，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以为奖励，终宋之世其事不废。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吴越钱氏（吴越王钱俶也），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兴，废而不理，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河行阛阓中，潮浑浊多淤，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

    文忠至杭，浚茅山、盐桥二河，造偃闸以蓄泻湖水，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大浚西湖，以葑田之泥，筑长堤于湖中，堤成，植芙蕖、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即今之苏公堤也。

    刘挚收召洛党为己用，使居言职，以待文忠入。文忠知入必堕其术中，因累状请郡，以待后命，复在杭查看水灾，借以拖延。（文忠谓：“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欲自浙江上流之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五十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元祐六年奏上时已闻召回之信，事遂未行。）

    元祐五年，奉召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殿名），与弟辙同朝于时。熙丰旧党（熙宁、元丰均神宗年号，王安石当国之时），争起邪说，以摇撼在位。文忠兄弟并有文名，忌者因谓：“二人徒有文学，而无器识，刚狠好胜，与安石无异。”当神宗末年，文忠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宗崩，文忠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贾易、赵君锡遂谓公闻讳而喜。又举《草吕惠卿制》，皆诽谤先帝，无人臣礼。（元祐元年，吕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公为中书舍人，草制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朝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致，事同商贾，手实之祸，下逮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帝求贤如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犹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天下传诵称快，今言官摘先帝数联为诽谤也。）

    太后怒，罢易、君锡，吕大防请并公两罢，乃以为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寻改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

    元祐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公乞补外，以龙图、端明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公不得入辞行，既行，上书曰：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

    绍圣元年（曾布上疏乞改元以顺天意，辄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绍述之议兴（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尹和靖焞不对而出）。六月，用来之劭（殿中侍御史）言，以承议郎出知英州，未至，责授宣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批评】

    林希（攻元祐党人者）作启谢执政诸公，于苏子由有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及绍圣中，行子由谪词云：“父子兄弟，挟权变诈，惊愚惑众。”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其行子瞻谪词云：“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其反复如此。

    元祐间，吕大防、刘挚当国，欲稍引用熙、丰旧党，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子由以谓不可而止。后贾易、赵君锡攻文忠，太后怒二人，吕大防请并罢文忠，即本其所持调停之策也。

    杨康国谈颍滨云：“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也（仪谓张仪，秦谓苏秦，战国时纵横之士），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很好胜，则与安石无异。”洛党诸人借口以攻苏氏兄弟者，不外此说，要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

    杨康国之奏，为元祐中洛、蜀交攻极大一案，论者指此为伊川所为，其实此时伊川已罢去四载，且在忧中，岂能讽御史攻公耶？

    颍滨作《文忠墓志》，于元祐六年召入为翰林时云：“当轴者不乐，讽御史攻之。”按《颍滨遗老传》（苏辙自撰）云：“莘老（刘挚字）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有意见攻。”公《杭州召乞郡状》云：“蒙恩召还，及除臣弟辙执政（为尚书右丞），皆非大臣本意（指刘挚），即日上章辞免，行至中路，果闻弟辙为台、谏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云：“贾易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必须言臣并及弟辙。”以上皆《墓志》所载，当轴讽御史攻公之证，台、谏交章不已，两公必罢一以息群言，子由既入政府，动关国体，未易遽罢，则文忠之必罢可知。明知必为攻罢而自蹈陷阱，不若乞郡外补，既可远祸，又可为国尽力也。宣仁太后不悟，至于自请戍边，亦不许，于是不得不入，而日困网罗，坐待白简矣。刘挚用洛党以去二苏，而又不居其名，既去，犹代其辩白，宦海风波，可畏至此。

    苏轼又到杭州做了两年知州，有很多好的政绩，杭州人将他画像供起来祭祀。苏轼曾经说：“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城市，因为传染病感染而死的人往往比别的地方多。”因而在众安桥建立了病坊，称为“安乐坊”，让和尚主管。三年之中，来里面管事的和尚医生多达一千多人。皇帝赐予苏轼紫衣和祠部度牒一道作为奖励，直到大宋朝灭亡这个病坊也没有废除。

    杭州原来靠近浙江、东海，当地泉水又咸又苦。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所以这里越来越富裕。到白居易任职的时候，他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吴越王钱俶），每年都疏浚治理，所以湖水足够民用。宋朝立国后，停止了治理，茭白根聚积为田，有二十五多丈深，剩下的湖水没有多少了。运河丧失了湖水的便利，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浑浊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苏轼到了杭州，疏通茅山、盐桥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从此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人力物力修复了六口井，彻底疏通了西湖，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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